乡村研究||谢治菊：“南粤乡村振兴”文库总序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4-06-27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总序）

“南粤乡村振兴”文库编辑委员会主任

谢治菊

“南粤乡村振兴”文库编辑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潭陈文胜郭明黄丽娟蒋红军

雷明李强林忠伟陆汉文肖滨

王春光吴易雄谢治菊岳经纶张开云

已出版书目

蒋红军等：《走向共生共在：贫困村庄社会

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年1月

谢治菊：《向上的阶梯：面向乡村振兴的教育帮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8月；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总序）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全面乡村振兴的起始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之年。在这之前的2020年12月，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消除了区域性整体性贫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场人类减贫史上彪炳史册的脱贫攻坚战中，我们国家采取了许多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积累了一系列能复制、可推广的减贫经验，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为有效总结这些智慧与经验，及时传播广东案例与广东声音，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益全面乡村振兴，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拟出版“南粤乡村振兴”文库丛书。

一、传扬广东经验，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套文库呢？这与我们团队的研究经历与广东的治理经验有关。我们知道，“逐步消灭贫困，达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关注着人民群众的贫困问题，并将取得政权让人民当家做主作为解决此问题的根本途径，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反贫困斗争，先后经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救济式扶贫、开发式与综合性扶贫、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脱贫攻坚”四个阶段，解决了数以亿计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实现了几千年的民族梦想，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化。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三农”工作就将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在此过程中，我们团队牢牢抓住时代赋予的契机，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理论、实践与案例开展研究。事实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研究是团队自创建以来所开展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延伸，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问题意识和责任情怀，一直都是团队研究的生命线。为此，在“十三五”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团队一直以国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政策为指引，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与痛点，立足广东、辐射西部、面向全国，围绕“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政策咨询、人才培养”四大模块，构建“认知、体验、践行”三阶合一的乡村实践体系，探索“高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四元互动的乡村研究模式，深化“政产学研创”五位一体的乡村育人平台。近年来，团队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领域的学术思想与实践活动被人民网、学习强国、今日头条、《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网》、《中国社会科学报》、《学习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一百多次。

为进一步凝练中国脱贫攻坚精神，培育青年学生的责任意识与家国情怀，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支撑，2021年5月，我们与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一起成立了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并正式拉开了“乡村振兴·青年担当”系列活动的序幕。2021年6月，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获批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自此，团队所开展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研究有了稳定的平台，也为我们开展“乡村振兴·青年担当”系列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乡村振兴·青年担当”活动旨在借青年学生群体，讲好中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故事，扩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伟大壮举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辐射力与传承力，使青年学生深刻领悟总书记有关青年工作、扶贫工作、振兴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真实事迹的感召下，树立远大志向、练就过硬本领、磨练顽强意志，以实际行动到西部、到基层、到农村去就业创业，或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孵化器。目前，“大学生讲乡村振兴故事”的活动已经完成，“乡村致富带头人口述故事与教学案例”正在征稿与出版中。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团队还将开展以“扶贫干部口述故事”为起点的“口述乡村”行动，陆续开展“乡村致富带头人”“企业帮扶人员”“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专干”等群体的口述故事采集，积极打造“口述乡村”丛书品牌。

如果说团队的研究经历是出版此套丛书的基础与保障，那么，广东省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前瞻性探索则为我们提供了案例与勇气。广东省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领域的实践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且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2010年以来，广东省的贫困治理实践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多次获得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的赞誉、支持与推介，闻名全国的“双到扶贫”“630社会扶贫”“消费扶贫”“领头雁工程”等创新实践，再次证实了广东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的决心与信心。不仅如此，广东省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中山、佛山6市根据“国家要求、西部所需、东部所能”的原则，“十三五”期间对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开展的协作帮扶，成为助力这4省（区）的贫困县全部如期摘帽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期间对贵州、广西的协作帮扶，让这2省（区）的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加速进行，贡献了东西部协作的广东经验与广东方案。2021年以来，广东省进一步创新探索“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机制”，开展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力量“三力合一”的组团式驻镇帮镇扶村，这与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中所提出的“先定村、再定人”的选派原则、“因村派人、科学组队”的选派要求不谋而合。既然广东省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讲好中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故事的广东探索更应该顺势而为、乘胜追击。我们谋划的这套南粤乡村振兴文库，就是在立足广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系统开展东西部协作、深度进行对口支援的基础上，辐射西部、面向全国，更好地传播乡村振兴的南粤声音与智慧。

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凝聚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和旷日持久的战役。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斗中，习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众多有情怀有担当的基层干部，他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无论是从精神还是体能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广大群众化身为众志成城的凝聚力、攻坚克难的战斗力、永不退缩的推动力，一起对世界减贫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这是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新生活是贫困群众的殷殷期盼，是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杰出成果；新奋斗意味着脱贫攻坚绽放的绚丽彩虹会激励我们，尤其是激励贫困群体勇往直前、昂首阔步。为此，我们应牢记习总书记的切切期盼，结合各地实际，努力构建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把全面小康的基础打得更牢、底色擦得更亮。

脱贫攻坚带来的不仅是好日子，更是新生活的开始。这里的“新”，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生活条件新。经过脱贫攻坚，全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了公路，每个村都建立了卫生室，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现在，孩子们可以唱着歌走在平坦公路上，学生们可以静下心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留守人群可以随时与在外务工亲人视频通话，她们曾经郁结的心理与多病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脱贫攻坚带来的生活改变，更是通往美好生活的坦荡路途。二是人际关系新。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缩小了村庄内部的贫富差距,缓和了村庄因贫困所产生的隔阂,使得大部分贫困户获得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大批基层干部深入农村开展扶贫、走近群众,也拉近了干群关系，化解了干群矛盾，进而使农村的人际关系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局面。三是产业发展新。通过电商扶贫、金融扶贫、旅游扶贫、健康扶贫等，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不断壮大、经济活力不断激发，已从初期的“输血式”扶贫转变为现在的“造血式”扶贫，有的地区还具备了“献血式”扶贫的能力。目前，全国贫困地区已累计建成各类扶贫产业基地10万个以上，这让一个个贫困家庭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是贫困户稳定就业、持续脱贫的源泉。当然，脱贫攻坚带来的新生活，远远不止这些，还包括新理念、新方式、新手段、新社区，这些共同构成了新奋斗的起点。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工程，需要长期的坚持与持久的战斗，让脱贫人口稳定脱贫、持续脱贫、长久脱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我党当前的重要工作，这就要求要进一步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具体来说：一是建立精准化的返贫监测机制。为消除贫困存量、遏制贫困增量，防止脱贫不稳定人口返贫，防止边缘易致贫人口致贫，要采取针对性、精准性、个性化举措，及时将这部分人口纳入帮扶对象，不让一个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二是健全超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的各参与主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利益联结是协调各参与主体行动的关键机制。为此，应强化多元主体参与，倡导多元主体平等对话，均衡产业发展，加快延伸产业链条，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三是完善有活力的产业扶贫机制。产业振兴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也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的关键措施，在脱贫攻坚中具有普惠性、根本性作用，这就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突出主体培育、产销对接、科技服务、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切实做好产业振兴工作，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四是构建可持续的稳定就业机制。就业帮扶是脱贫人口稳定脱贫的基础，是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意味着他们成为了亲身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体力量。这就要求完善就业扶持政策，努力建设就业帮扶车间，增加脱贫人口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激发贫困群众自主就业内生动力，扎实开展技能培训,提升脱贫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推进就业帮扶工作上新台阶。五是培育科学化的教育帮扶机制。教育帮扶可以提升脱贫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改变脱贫地区的教育理念，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转变帮扶理念，增强教育扶贫价值；完善识别机制，明确教育帮扶对象；创新监管方式，提高教育帮扶效果；规范评价过程，赋予薄弱学校力量。

三、乡村振兴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了共同富裕理论的内涵。他指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意味着‘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

但是，受历史因素、经济水平、地理条件、思想观念、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贫困程度深、攻坚任务重前所未有，过去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西部地区就占了568个，占比68.3%；2021年8月27日公布的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部在西部地区。这说明，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还是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虽然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发展基础仍然不牢，扶贫产业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脱贫户外出务工占比大、稳定性弱，已脱贫纳入监测的人口、易致贫的边缘人口基数大，因病因灾因残等返贫因素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仍面临较大压力，所以要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困难和障碍可想而知。

为此，202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开发布。《意见》明确了二者有效衔接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长效机制、重点工作与具体举措，指出要从政策文件、领导体制、工作体系、考核机制、规划实施与项目建设等方面做好衔接工作，并提出要“扶上马送一程”，继续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四个不摘”要求。由于衔接是巩固拓展的递进，衔接之中和衔接之后还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因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不应仅仅贯穿在二者的过渡期，还应该贯穿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全过程，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意。2021年6月1日，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公共服务与自我服务有效衔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通过衔接来促进乡村振兴的法制化阶段到来。

基于此，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团队，我们应紧紧围绕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战略定位，按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辉煌的总定位总目标，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广东省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先进做法，加强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提炼乡村振兴智慧与方案，为西部甚至全国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水平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稳农村、兴农业、富农民是关系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呼唤新作为。作为身处华南、心系家国的一支重要研究力量，我们依托乡村振兴研究院，始终秉持新时代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使命与担当，竭力贡献乡村振兴的智慧、力量与情怀，力图在伟大时代构建独具风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体系。

谢治菊

2021年9月13日于羊城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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